3月18日，医院北三楼走廊上。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李强/摄
3月3日，医院外科大楼，呼吸内科主任罗光伟正在病房里查看病人情况。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李强/摄
3月5日，一名新冠肺炎患者从医院治愈出院，登上前往隔离点的专用公交车。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李强/摄
1月31日，医院，发热门诊空间有限，一些患者在室外输液。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李峥苨/摄
1月31日，医院，发热门诊空间有限，一些患者在室外输液。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李峥苨/摄
1月31日，医院外的一家人。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李峥苨/摄
2月初那会儿，我和同事接通了多个来自武汉的电话。
“求床位，一家四口三人感染，家里有1岁多的小孩。”
“一家三口感染，无院可住。”
“父亲肺炎确诊，合并高血压，无法入院。”
我们记下这些信息，帮他们寻找可能有用的途径。疫情突如其来，医疗资源挤兑严重。那时，每一张病床都来之不易，每一份物资都弥足珍贵。一个多星期后，武汉基本完成“应收尽收”。一个多月后，武汉即将解封，电话那头的他们还好吗？
我们回拨了38个号码，有人说全家都出院了，有人说希望亲人被记住，有人说治愈者可能依旧面临困难，还需要发声。
这些家庭并不是武汉的全貌。在过去的76天里，万人留守武汉。如果只想用一张定格的肖像画去描绘他们，这面孔一定不够真实。电话里，有男人前1分钟还在笑，随即转成哭腔；有人正发泄着对社区工作的不满，医院。大多数人会在通话结束前作一个总结：要乐观，要向前走。请别将这视作他们经历的全部，这是他们选择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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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家庭建立认识，从听他们表示“感谢”开始。没有呼天抢地，没有人将救命的大恩大德挂在嘴边。接起第一通电话的是位律师，武汉封城后，他志愿接送医护人员。再后来，他和父母都感染了。
在医院，他隔壁床的老人心情不好，吃完饭就将饭盒甩到走廊里，没人责备他，护士默默收拾好；CT室里，大小便失禁的老人“太多太多了”，但污物即刻就被收拾干净，“对父母也就这种程度吧”；即使是在无法住院、最艰难的时刻，这位律师也注意到，电话另一端的社区工作人员声音嘶哑了。他们在竭力控制语速，不要太快，“这是多么压抑的表现”。
被“感谢”的都是最具体的事。有人说，她想给医生打打气，拍拍他们的后背，却发现汗水似乎从防护服里渗出来了，湿漉漉的感觉至今也忘不了。
一位女士说，“爱上解放军了”。她父母入院那天，支援武汉的一位军医看完检查结果，斩钉截铁地表示，“你们一定会好的”。后来母亲每天都打电话来，“咱忘带脸盆了，护士帮买了”“还缺个吹风机，医生明天给捎过来”。女儿忍不住问：“这些东西，我们现在都不方便买，他们也需要休息吧？”妈妈说：“是啊，是啊，医院都在让他们帮忙。”
一个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男生在网上记下治疗的全过程。初期一直在排队，医院门诊排到马路上。那么多人，居然鸦雀无声。医生告诉他，基本确诊，但医院实在住不下了。“那我还有救吗？”沉默了十几秒，医生说，现在没有特效药，你这么年轻，有自愈的可能，有可能的。
诊室里当时挤着十几个人。男生记得，他与医生对话的10分钟里，没有人发出一点声音。“愤怒，不满，怜悯，悲伤，什么都没有。”
他接着写下的文字是大段感谢：谢谢女朋友在我昏睡时联系社区，还让我最好的哥们儿给我发搞笑图片打气；谢谢网友们，就一天没发微博，一堆人来问“没事吧”；还有一天，说万一自己出事了，希望有人照顾爸妈，底下的回复全都是“好起来，自己的父母自己照顾，我们才不管”，至今看这些，还是会笑着笑着哭出来；再谢谢社区的物业姐姐。出院了，居家隔离，她给缴煤气费，买药，送菜，拿来自家的零食和煎药罐。她没说过自己累，只有那么一次，说已经得强迫症了，每天不停地洗手，都洗脱皮了。
“以前觉得大家都挺自私的，其实好人还是更多。”
说这话的姑娘，父母都感染了，终于等到住院，自己作为密切接触者也要隔离。家里还剩一只猫，母亲说，放生吧，人都顾不过来了，谁敢要呢？给家里送过菜的跑腿小哥说，那我来养吧，不要寄养费。
现在，一家三口和猫都回来了。
2
有年轻人说，过去两个月，最难过的时刻，不是自己和家人确诊；也不是发烧到39摄氏度，全家都腹泻虚脱；医院无果后，母亲一度叹着气说：“算了，回家吧。”
一个30多岁的男人笑着感慨，母亲真是“老革命”。她确诊后，社区说管不了，儿子便去大吵。母亲劝他，肯定有人更严重，所以不要吵，不要给国家添乱，“我还能撑”。
两天后，母亲突然问，怎么样，有床位了吗？答案是还没有。老人沉默了。
笑着笑着，男人突然就哭了：“心有灵犀。其实我妈只说这一句，其他人完全没感觉的，只有我知道，她撑不太住了。”
他赶紧再去求助。
故事的另一面，是38个家庭里多数年轻人共同的感觉——“还好我在”。他们中有人在疫情暴发后，从其他城市赶回武汉，然后被感染；还有人失去了工作。但没人后悔回来。
有个姑娘记得，从1月底到2月初，自己填了多张表格，都是求助的。然后一直通电话，持续了好几个通宵。本来也睡不着——她的母亲确诊了，“呼吸急促”；父亲则更危险，发烧10多天了，肺部严重感染，CT也吻合，唯独核酸检测结果一直呈阴性。
难处在于，她几乎每分钟都要作出判断。求助信息发出后，她每天通多个电话，收到上千条信息，不能每个都回复，要有能力找出最可能救命的渠道。身边很多人，尤其老年患者，医院门诊排队碰运气。可姑娘想，感染者极度虚弱，在路上折腾几次，恐怕更糟糕。
隔离点也打过好多电话，让父亲过去，说“如果变严重，可以更快转院”，她每次都拒绝。父亲症状已然很重，可核酸检测结果恰恰是阴性，女儿早已打听清楚，医院的金标准也是“核酸”。她怕离开自己，父亲的命运会成为未知数。
“很困，很累，但是必须清醒，绷紧神经。就像在一个超级、超级、超级难的游戏里，很多很多关卡，每一关有很多选项。你选错一个，你的家人就没了。”
2月9日中午，她“通关”了。她接到电话，“下午医院，要不要担架？”
姑娘还处在惯性里，依旧是那句话：“我父母经不起折腾，我们不需要去急诊，不要打针，我们必须住院。”
“就是安排住院。”
她愣住了，眼泪不知为何止不住。“我当时明明乐疯了。”
“我做了一切能做的。”这位姑娘的父母如今都出院了，但她还是会想到2月初那些无助的、医院的人。她总结，灾难来得太急，这座城市和它的市民都措手不及。相比之下，“家里有二三十岁、会检索信息、判断局势和沟通的年轻人，会相对好一些。”
在疫情暴发之前，她只是一名漫画编剧，每天对着写字台，与人打交道并不是她的强项。现在回忆，她诧异于自己当时“那么能说”。
还有个女孩回忆，最难的那几天，武汉下着雨，“好冷好冷”，医院全是人，大厅被此起彼伏的咳嗽声充斥。医院要自己走回家，她和妈妈搀着发高烧的父亲在雨里一步步地挪。父亲屡次说，就这样，在家待着吧。她否决了无数次。
一个平日在上海工作、很少回家的小伙子，“用尽所有办法”为爷爷医院床位，然后自己也感染了。同样感染的奶奶和爸爸还没来得及入院，医院的爷爷去世了。他瞒住家人，独自去收拾遗物。后来，他和医院，他每天打电话告诉父亲，怎么看检查结果，怎么和医生沟通，有些药是不是该调整。电话两头的咳嗽声逐渐减少了，父亲有天突然问：“爷爷怎么样了？”“他，他情况不太好，还在抢救。”小伙子想，还没到告诉家人的时候。
李复兴(化名)大年初三从外地回到武汉。他73岁了，在武汉开了一家临终关怀机构，入住的多位老人大多数都失能了。坐在返汉的高铁上，他拍下站台，空荡荡的。
2月，李复兴年前接收的最后一位老人和照顾他的护工被检测出感染新冠病毒。
全院70多位护工炸锅了。必须立刻封院，李复兴在一天内作了很多决定：所有员工日薪增加元，一律禁止外出，全天分餐，全面消毒，向社会公开求援防护物资。他整夜都睡不着，在员工面前故作沉稳。一旦关上门独处，手就因恐惧而发抖。
楼下长期合作、为老人提医院罢工了。一位因患癌接受过开胸手术的老人，每周要换呼吸管，现在没人肯上来了。民政部门说没办法，李复兴回忆，想不到自己70多岁的人了，还能在电话里破口大骂。
最后，医院的院长上来，给老人换了插管。一个多月过去，无人再被感染。
“这场没有硝烟的仗我打完了。这两个月，上涨的工资、物价和防护用品，亏了几十万元，代价惨重。但我确确实实战胜了，我没有遗憾。”3月底的一天，李复兴告诉记者。
3
几通电话打下来，我们心里的负担稍微减轻。“70岁，病危，双肺感染”的老人已经出院，现在都没什么症状了；“42岁，肺炎确诊，尿毒症无法透析”的大姐念叨，现在就想约朋友们出来下馆子。
一个低沉的男声说：“谢谢关心，我们全家都出院了。”
“啊，太好了!咱家四位现在恢复得还好吗？”我看了眼登记表格。
“不是，是3个。我父亲……我父亲已经去世了。”电话里突然有了哭腔。
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他聊了聊目前的困难、顾虑。有关逝者的事，他显然不想说，我也无法张口询问。
38个家庭里的悲伤大多是沉默的，不愿让外人听到哭声。一个仍未治愈的阿姨“现在什么都不想说”；一个因肠系膜血栓剧痛、昏迷，却医院ICU的25岁姑娘身上没有发生奇迹。家属说：“过去了，让它彻底过去吧。”
一个中年女人仍处在巨大的自责里。她将舅舅从外地接来武汉过春节。大年初五，舅舅发高烧了，然后是她老公，两人拿到住院证，女人和孩子出去隔离。10天后的元宵节，老公打来电话，舅舅走了。女人的母亲突发脑梗，医院，也走了。
冬天过去了，这个家庭留下两个洞。女人每天不住地想：如果舅舅没来武汉，如果自己贴身照顾母亲，一切也许都会不一样。最近，她心悸得厉害，去医院检查，医生说：“精神状态太差，不能再这样!”
从舅舅去世到现在，表妹没给她打过电话，她更不敢打过去。处理舅舅的后事时，两人心照不宣地发信息交流，此外不多说什么。她不知道表妹是否感受到了她的歉意。
2月14日，70多岁的杨阿姨和确诊重症新冠肺炎的老伴被送进同一间病房。夜里，老伴的嗓子里一直“咕嘟咕嘟”地响，听起来很痛苦。口罩里全是痰，她用棉签和纸巾不停地擦，还是来不及。于是老伴被上了吸痰器，然后进ICU，再插呼吸管——3月2日，她可以出院了，说想看老伴一眼，不在乎危险。医生严肃地批评了她，然后叹气，去ICU拍了视频。喊到老人的名字，他微微地睁开了眼睛。
这就是他们迄今见的最后一面了。老伴的气管被切开，不能说话，手机被交给了杨阿姨。医生护士不时拨打这个号码传递进展：尿里检出了病毒；肝脏又出了点问题；核酸转阴了；意识恢复了；本院即将清零，老爷子会转院继续治疗。好消息更多，只是杨阿姨一个人在家，注意到老伴的东西就会哭，包括那部手机。
有武汉人在微博上记录：孩子上网课，隐约听到老师用欢快的语气说“同年去世，数也数不完……”不由地一惊，马上反应过来，老师说的是“童年趣事”。
还有一个年轻的姑娘告诉我的同事，父亲去世那天，医院，走廊里都是临时病床，她现在会反复强迫自己去回想那个画面，每次都很痛苦，但这之后，“难过的点才会慢慢高一点”，不会每天都流泪。
何时能放下悲伤？这几个家庭都还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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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同事2月初制作的登记表格里，记录这些家庭的文本多被设置了醒目的红色背景。电脑屏幕上，他们名字的间距可能只有0.5厘米；打开一张武汉地图，家与家的距离大概是三五厘米。但在现实中，这些活生生的人，经历如此不同。
那个清晨，杨阿姨发现老伴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说夜里就想去个厕所，可自己一点劲儿都没了，甚至没力气喊醒她。社区书记赶紧带人将老人搀上轮椅，医院。在外地的儿子到处发求助消息，书记因此被批评了，很生气：“我拼命救你们，你们儿子却害我!”
杨阿姨想：“完了，留下误会了。”
几天后，她和老伴被送到隔离点，匆忙中忘带不少东西。社区书记拎着大包小包送来了。再之后，医院。院方一度说，名单里没有杨阿姨。社区书记几乎跳着吼起来：“有你!怎么没你？你等着!我去解决!”
但在几公里外的另一个社区，一个男人同样印象深刻：母亲感染了，他请求社区帮忙。书记说：“管不了!我拿着卖白菜的钱，操卖白粉的心!”
朋友们纷纷伸出援手。在另一社区工作的哥们儿打来电话，一步步教他如何沟通，申请援助。“一定没问题，我们这儿都是这么办。”
他按朋友的叮嘱再次联系社区，回答还是“不管不管”。
“你问我感受，算我家格外倒霉？”男人在电话里苦笑，“我和我哥们儿那，挨着不远，完全不一样。”
经历过这些，不安被成倍放大。男人的母亲从方舱出院，在隔离点观察时被检测出“复阳”。钟南山院士解释了，检测出的是遗留的核酸片段，不等于病毒，一般也不会重新感染，可他还是觉得“很可怕”；隔离点派发给每个人的水银温度计，他母亲领到的那支是坏的——这着实是小事，可男人继而联想很多：那里的药物是不是也不够？值班医生专业吗？母亲体内的病毒真的消失了？
“我知道我现在过度敏感。可这个病毒……它就是把人际关系，还有对社会的认知，全给攻击了。”
现在，武汉的花开了，列车通了，早饭茶摊都忙活起来了。可在千万武汉市民中间，这些家庭还有着独特的烦恼。有些康复者还会感到疲倦；有年轻人以前爱喝奶茶，现在不行，肠胃没有恢复；一个男生的症状尤为独特，他正在找回嗅觉——闻不出气味，吃起鸡肉、牛肉和羊肉，“感觉都一样”。
几乎每个接起电话的家庭都会说起自己的忧虑：出院后多久复查一次？后续检查还能否报销？出院后万一“复阳”，还能住院治疗吗？一些老人原本就有的疾病也该治疗了，医院是不是又要排队？
一位女士说，想到离开隔离点的“新生活”，竟还有点“慌乱”。1月底、2月初的日子记忆犹新，如今大部分事情理顺了，一切眼看着就好起来。“现在想想，可能当时的确需要时间去梳理，去准备。”她说自己心有余悸，“安稳就是幸福，不想再作吃螃蟹的人了。”
有武汉姑娘在网上写道，满心期待解封，心底又有点怕。每次出门回家，以前冲10分钟的澡，现在要洗半小时。在外不敢乱摸东西，有人咳嗽就提着心；早已习惯了用公筷，手背也被酒精洗手液洗脱皮了。
一位患者家属告诉我，最近她不敢看意大利等国的新闻，感觉“他们的今天就是武汉的昨天”，看到便忍不住落泪。
还有些波折需要更多时间来抚平。复产复工在即，一位父母均治愈出院的女士最近敏锐地觉察到，同事们发来的问候信息明显多了。大部分是关心的形式：“你母亲恢复咋样了，不会复阳吧？”
她明白，他们还是害怕。很快，她向领导申请了居家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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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解封，我要立刻回老家!”
38个家庭里，有一户人家对4月8日尤为期盼。夫妻俩都是外来务工者，孩子11岁罹患尿毒症，在武汉透析13年了。
这个冬天，他们的女医院。更大的问题是，透析也一直没停。“每个月小1万元的开销。”男人说，“原本计划春节回家时报账的，唉!”
“每天盼着老板的电话，就是不开张，没工作，一分钱收入都没的。”女主人抢过了电话。依她的说法，就算4月8日立刻赶回老家，依照以往医保报销的进度，女儿肺炎治好了，却将没钱透析了。
李复兴最近又给自己的临终关怀机构投入了一大笔钱。国内有厂商开发出号称能过滤99%新冠病毒的空气净化器，1.5万元一台，他一口气买了12台。不少员工的精神在过度紧张后极度疲惫，李复兴寄望于净化器能让他们安心点。
他说，等武汉解封，最想做的事便是组织员工分批去郊区疗养。大家都累坏了。很多本该住院的老人转不出去，亲人也不愿将他们接回家——毕竟很难照顾。尤其是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那位老人，也需要人护理。一位护工大姐一度被派到肺炎病房，穿着防护服贴身照料老人。3天后，她在电话里哭着说，崩溃了，受不了。后来，医院接手了。
寻常的欲望更多。为了照顾染病的父母，一位30多岁的母亲整整两个月没见到孩子了；另一个年轻姑娘在电话里嘟囔，肯德基和麦当劳都才开张，喜欢的奶茶要何时才能喝到；医院的护工阿姨，2月时流落在武汉街头，无处收留，政府介入才返回老家。现在，她想回武汉，因为那里赚的钱，比种地和养猪要多太多。
“最多几个月吧，往日的奢望都会重新燃起。”一个即将把父母从隔离点接回家的女白领说，“现在都说‘活着就好’，但很快，没人会真的只满足于活着。”
她坚信，这座将她从小养大的城市被摁下的是暂停键，绝不是停止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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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多岁的杨阿姨始终在等一通这样的医生笑着说，老伴能出院了。
过去，饭和家务都是老爷子做。她摔断过腰，胸骨也骨折过。“20多年了，一直是他在照顾我。”杨阿姨说，此后她会“拼尽一切”照顾老伴，只要他能回来。
那位在上海工作、很少回家的小伙子回忆，直到爷爷病危，他要在网上发信息求助了，才发现手机里没有老人的照片。可老人去世后，大段大段的回忆又不自觉涌现出来：爷爷总骑着自行车，载着幼时的他在长江边晃上一整天；成年后难得回家，爷爷习惯在晚上追问他，第二天想吃什么。
“那你要记得在梦里教教我红烧肉怎么做啊，接下来就由我来做吧。”爷爷去世一个多月后，他发了一条很长的朋友圈。
一个80后说，以前备受父母宠爱，自己和他们说话总没有好语气，以后再也不会了。2月时，母亲因感染病毒，高烧到41摄氏度，又继发中风，体温一夜间降到34摄氏度——那时她突然意识到，失去母亲意味着什么。
“所以从此以后就是我来哄她。”
还有男人下了决心，要改掉喝酒、打牌、泡歌厅的嗜好。他是生意人，觉得多认识朋友多条路。但现在想想，这些一点都不重要，“我只想回家吃饭。”
“活在当下。”他说，“珍惜眼前的东西。”
有姑娘说，经过这场灾难后，她彻底想开了，“一家三口在一起，每天吃好吃的，能看到第二天的太阳，没有比这更美好的。”
他们一家三口全都感染过。我说，“你心态真好。”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其实(心态)也不算好。”她说，父母都还待康复。父亲很自责，觉得是自己带回了病毒，每天唉声叹气。她必须劝慰他。
她要自己保持乐观的另一个理由在于，住院时，隔壁床就是本院的一名护士，她在工作中倒下了。两个女孩的性格出奇一致，都爱笑，发烧难受时互相安慰。唯一无法取得的共识是，小护士总说，自己得赶紧康复，再冲到前线。她问：“你不要命了？”对方总摇摇头。
她还见过一位护士，咳嗽已经很厉害，套在身上的防护服都在抖动，只是核酸检测还呈阴性，坚决不肯离岗。
“她们是用自己的命在换我们的命。”女孩说，“那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活？”
给自己找到勇敢和乐观的理由，然后爬起来，往前走。在网上更新日记的武汉小伙子说，他最近劝服了两位有自杀念头的病友，他们有很多顾虑：担心传染家人，担心后遗症，担心社会歧视。
他和他们讲自己的故事：从确诊到治愈；父母都是普通人，家里的店还无法经营；这几个月要借钱过日子，但活下来就好，以后总能慢慢赚。
“一直走，天一定会亮啊。”
生活的确会逐渐恢复。杨阿姨回到家里，社区的网格员很快送来了鸡蛋和面粉。每天清晨6点，隔壁邻居会准时将一包青菜放在她家门口。但这些都还没用上——连续好几天了，楼下的好朋友一直不听劝，坚持做好饭给她端上来。
回想起2月初的情况，医院门诊密密麻麻的人头和此起彼伏的咳嗽声，那位一度流落武汉街头的护工阿姨至今仍会感到害怕。她第一任丈夫死于肝癌，大儿子当时10岁；现在的丈夫又得上结石，时不时就疼；二儿子前几年做生意，赔了好多钱；由于欠债，家里给孙子缴学费都困难……
2月在武汉，她看护的病人、好几位同事都确诊患上新冠肺炎。没有患病的她在病房里躲藏过，戴着两层口罩，医院楼道里。
老家的人夸她是“女强人”。“可我不想做‘女强人’。生活不易，我只能变强。”
所以现在，她想重回武汉。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杨杰对本文亦有贡献)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程盟超魏晞江山来源：中国青年报
